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於今年6月22日批准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跨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入選《世界遺產名錄》。該遺產空間跨度約5000公里,申報遺產區總面積42680公頃,遺產區和緩衝區總面積234464公頃,包括中心城鎮遺跡、商貿城市、交通遺跡、宗教遺跡和關聯遺跡等5類代表性遺跡共33處,其中中國境內有22處,哈薩克斯坦有8處,吉爾吉斯斯坦有3處。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絲綢之路是東西方之間融合、交流和對話之路,近兩千年以來為人類的共同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絲綢之路的歷史淵源
  作為橫跨亞歐非三大洲之間的交往大通道,絲綢之路的開闢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以中亞為分界線,從東西兩個方向來觀察,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絲綢之路的歷史淵源。
  從東向西的交通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中期。據《竹書紀年》《穆天子傳》《史記·秦本紀》等文獻記載,周穆王於公元前10世紀西征犬戎,從長安出發,北上向西,經隴西、蘭州、武威、張掖、居延海及巴丹吉林大漠,最遠至蔥嶺、中亞一帶,每到一處,就以絲綢、銅器、貝幣和硃砂饋贈各部落酋長,各部落酋長也以馬、牛、羊、酒等物品回贈,由此打開了橫穿大西北的草原之路。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由東向西的交往軌跡進一步明顯。從考古發現來看,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時,中國絲綢已經傳入希腊。例如,屬於公元前6世紀後期的科萊女神石像就披有薄絹,而屬於公元前5世紀中後期的雅典神廟的命運女神像和加里亞狄像都穿著飄逸柔軟的絲織衣料。這種細薄透明的蠶絲衣料在當時只有中國才能製造,所以,學者們推測,中國的絲綢從公元前10世紀開始西傳,到春秋戰國時期通過中亞而流入希腊地區。20世紀前半葉在俄羅斯戈爾諾阿爾泰地區的烏拉乾河、卡通河和比亞河上游一帶也出土了一批中國春秋戰國時代製造的絲織物。1977年在新疆的阿拉溝東口,發現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絲織品和漆器,可見中國的絲綢是沿著天山山麓向西流傳的。秦帝國的西部經略進一步擴大了由東向西的交往能力,併為西漢中期絲綢之路東段的全線貫通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在中亞以西,從西向東的交往趨向也逐漸形成。作為歐洲文明的搖籃,希腊人早在愛琴文明時代就與北非和西亞等地有所接觸。到了公元前6世紀中期,波斯帝國崛起,並以伊朗高原為中心迅速向東西兩面擴張,建立起橫跨亞歐非三大洲的龐大帝國。波斯帝國的大流士一世還修築了覆蓋全帝國的驛道網,南歐、北非和西亞之間開始有直接而緊密的交往。
  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率軍東征,經十年征戰,一個從地中海到印度河的大帝國將中亞以西各文明區域連成一片,由此開始了人類文明交往史上非常著名的希腊化時代。這個時期,形成以西亞為中心,以地中海和中亞、印度為兩端的新的交通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東西方商路有三條:北路連接印度和中亞的巴克特裡亞與黑海。中路連接印度與小亞細亞,又有兩條支路:一條經水路從印度到波斯灣,沿底格裡斯河溯流而上,抵達塞琉西亞;一條經陸路從印度越興都庫什山,過阿富汗的巴克特拉、伊朗高原到塞琉西亞。水陸兩路會合後,跨過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西達敘利亞的安條克,由此轉向西北到達小亞細亞的以弗所。南路從印度沿海航行到南阿拉伯,再經陸路到佩特拉,向北轉到大馬士革、安條克,或向西到埃及的蘇伊士、亞歷山大里亞等地。亞歷山大東征使希腊文化從南歐一隅之地向東迅猛傳播,成為凌駕於西亞、中亞和南亞部分地區的原有文化之上的強勢文化,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急速推進。
  公元前3世紀前期,印度孔雀帝國的阿育王即位,經過多年的武力征討,不但建立了印度歷史上第一個空前統一的帝國,而且將政治和軍事勢力推進到中亞地區。影響更為深遠的是,阿育王以國家力量,組織龐大的團隊,向中亞、西亞、東南亞等地傳播佛法。1989年在阿富汗發現的阿育王法敕銘文證明阿育王的傳教路線已經越過南亞次大陸向中亞和西亞地區延伸。
  在絲綢之路西線呈現出從南亞、南歐、北非同時向中亞推進的態勢的同時,東方的漢帝國繼續著從穆天子以來向西探索的努力,終於在漢武帝時,因為軍事聯合的需要,於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兩次由張騫率團出使西域。東漢時期,班超繼續經略西域,並派甘英遠赴羅馬帝國,儘管沒有完成與歐洲的直接聯繫,但絲綢之路東段路線最終定型,溝通東西方的絲綢之路也由此全線貫通,世界各大文明區域終於彼此連接在一起。
  此後,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艱難維繫與路線調整,隋唐時代的鼎盛,宋元明清時期的延續與衰落,陸上絲綢之路在經歷兩千年的興衰之後,走到了歷史的終點。海上絲綢之路儘管在中古後期曾經超過陸上絲綢之路,但很快也被新航路所取代。
  絲綢之路的歷史意義
  翻開歷史,我們發現,行走在絲綢之路上的人們,有身揣皇上敕令的使節,有率領千軍萬馬的將軍,有心懷發財夢想的商人,有浪漫雲游的邊塞詩人,有隨民族遷徙的民眾,尤其是不絕於途的心懷信仰的傳教士。所以,絲綢之路是商貿之路、外交之路、傳教之路、軍旅之路、漫游之路、遷徙之路等多重文明交往匯聚一體的交往平臺。多姿多彩的文明交往歷經兩千多年的積澱,留下了豐富的物質遺存。
  僅以此次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絲綢之路各文物點來看,就有屬於宗教文化的歷史遺存,如大雁塔、興教寺塔、小雁塔、彬縣大佛寺石窟、炳靈寺、麥積山石窟、克孜爾石窟、蘇巴什佛寺遺址;有屬於交通的歷史遺存,如新安漢函谷關遺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遺址、玉門關遺址、懸泉置遺址、克孜爾尕哈烽燧以及哈薩克斯坦的卡拉摩爾根遺址;有屬於商貿中心從而見證了不同民族之間貿易往來的歷史遺存,如鎖陽城遺址,哈薩克斯坦境內的開阿利克遺址、塔爾加爾遺址、阿克托貝遺址、庫蘭遺址、奧爾內克遺址、阿克亞塔斯遺址、科斯托比遺址以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巴拉沙袞城(布拉納遺址)、新城(科拉斯納亞·瑞希卡遺址)。尚未被列入絲綢之路文化遺產名錄的歷史遺存更是遍佈沿線各個國家和地區,而相關的零星文物也層出不窮,數量驚人,僅在各地出土的來自不同地域的錢幣就已經令人嘆為觀止。與此同時,因為絲綢之路而得以互通有無並延續下來的物品與物種,如從中國輸入西方的絲綢、茶葉、漆器、瓷器、藥物、紙張、火藥、指南針,以及從西方輸入中國的胡麻、胡桃、棉花、胡瓜、樂器、香藥、鑽石、珊瑚、琥珀、葡萄、石榴、芝麻、大蒜、胡蘿蔔等,均成為絲綢之路的重要歷史饋贈。
  除了物質遺存外,絲綢之路所蘊含的絲路神韻更是一筆豐富的精神資源。與後絲綢之路時代的西方一極化不同,絲綢之路在空間上始終是多極支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印度、中東、歐洲四個極點。通過這種多極支撐的交往框架,人類的多個文明中心彼此遙相呼應。多元並尊的交往態勢也有賴於本土為基的交往意識。縱觀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交往,基本上都是在保持本土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引進外來文化,通過對外來文化的揚棄,實現本土化轉型,從而使自身的文化更加完善,更加有力。這不但保持了絲綢之路沿線不同文明體系的個性,使其沒有因為絲綢之路的貫通而失去獨立發展的足夠空間,而且因為絲綢之路的饋贈進一步激活其內部的機體,生髮出新的力量。在這一基礎上,中華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歐洲文明等人類主要文明體系之間得以相互接觸,相互依托,但互不壓制,互不取代,彼此尊重,彼此借鑒。人類文明在並立中會通,在彼此呼應中共榮,呈現出存異並弘的文化生態和多姿多彩的發展取向。
  當今世界,文明交往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將全球統攝到同一歷史進程之中。在全球化迅猛展開之際,文明之間的衝突與融合併存,“文明和諧相處論”與“文明衝突論”分別成為不同政治家的戰略支撐,由此引發的博弈與合作等不同策略也影響著當今世界的風雲變幻。在經濟、科技全球化的同時,保持政治多極化與各民族平等共榮、和平發展的期望必然呼喚一個文化多元化時代的真正降臨,而絲綢之路所蘊含的多元並尊的交往原則恰可以為當今世界提供歷史的借鑒與智慧的啟迪。(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歷史學院)
 
(編輯: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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